队可以去打仗了，能不能打赢，不好说。

　　因为本书是唐代，我就以唐代举例吧。

　　安史之乱以后，我们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，即武人群体的崛起。

　　这个群体也有个特殊的现象，那就是底层之间互相有共情，经常串联起来，鼓噪闹事，对抗上官。

　　从750年，到907年朱温建立后梁，一共发生了二百多次兵变。

　　第一次兵变是天宝九载（750），“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，军士怒，殴其判官。”

　　这拉开了兵变的序幕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次温柔的兵变，仅仅只是殴打了发粮的判官。但士兵们关注自身利益的事情，非常有意思。

　　有人做过分类，军乱也分好几种。

　　第一种是抗拒命令，比如大历三年（768），让安西军离开邠宁，抛弃邠州已经开垦好的土地，建好的屋舍,移镇泾原，军士怒而作乱。

　　再比如，902年,钱镠命令武勇都去服劳役，挖沟，士兵抗拒劳役作乱。

　　宝应元年（762），河东节度使管崇嗣“为政宽驰”，对钱粮卡得不紧，慢慢都用各种名目发到了大头兵手里。

　　朝廷发觉后，派邓景山任河东节度使，查账。但钱都发下去了，你怎么查？

　　“有裨将抵罪当死，诸将请之，不许；其弟请代兄死，亦不许；请以一马赎死，乃许之。”

　　诸将怒曰：“我辈曾不及一马乎？”遂作乱，诛杀节度使邓景山。

　　这三个例子，说明晚唐士兵非常注重自己的利益，并且同气连枝。

　　后面还有其他类型，比如抗暴，有节度使“为政苛惨”，动不动欺辱乃至杀戮士兵，基本都完犊子了。有人跑路溜走了，还被愤怒的士兵追杀干掉。

　　此外还有求权、求财，这两类在晚唐与前面两类大概一半对一半，到五代时比例急剧升高，说明士兵们已经从中晚唐时的关注自身利益、抗拒不合理的劳役，开始更多地向求财转变，这也是五代士兵风气急剧恶化的体现。

　　写这么多，其实想说的是，中唐、晚唐、五代是三个阶段，不要等同看待，士兵的精神状态也是不一样的。

　　有唐一代，士兵其实非常具有反抗精神，天宝年间就敢殴打判官。不合理的劳役之类一概拒绝，将领嗜杀、欺压底层士兵，下场多半不好。

　　他们的精神状态、士气都非常不错，该训练训练，该打仗打仗，不服劳役就是不服劳役，谁也别强迫我。钱粮给足，我替你卖命。

　　这是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，谈不上多好，但我想，总比把士兵揉捏得跟面团一样，完全不敢反抗要好。

　　他们是人，不是机器。面团一样的士兵，面对上级军官的随意凌辱、剥削乃至杀戮，面对文官克扣后勤，他们都不敢反抗，处境艰难。这样的兵，你指望他们反抗外敌吗？不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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